最新研究机构公布研究成果"洞洞杂货铺",潜在的矛盾关系,显现出的是怎样的复杂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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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5.10.27总第120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轻柔的音乐响起，一尊盘腿而坐的青铜罗汉像出现在网页中央。从略微模糊的影像中，看得出它在世间已经历尽沧桑。但即便如此，罗汉像依旧面容清晰，神情安详。

这是一尊建造于中国明代的青铜罗汉像，199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它和其他几尊罗汉像一起，被人从位于安徽寿县的博物馆中盗走，近30年来杳无音信。

不过，未来会有更多的人知晓这尊珍贵文物的特殊经历，也能为它的下落提供更多线索。2025年9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上线了一个名为“被盗文物虚拟博物馆”的网站，该网站使用来自46个国家的250多件被盗文物的详细信息，建成了一座虚拟展厅，试图用这种方式，让这些被盗文物的命运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建立虚拟博物馆，听起来是一个颇具仪式感的行为，但其意义还不仅仅限于此。在国际上追索被盗、非法流出国境的文物，是一件混合了历史、法律和外交问题的复杂事项。而建立数据库和虚拟博物馆，是对文物信息的一种公开展示，也是对非法贩运文物行为的打击和警示。如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新闻稿中所传达的那样，或许，这座虚拟博物馆的建立，将成为追索文物领域“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揭开被盗文物的面纱

打开“被盗文物虚拟博物馆”，人们会对这些文物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感到震惊。18世纪拉丁美洲的油画、公元前2世纪苏丹王国的砂岩雕塑，以及2600多年前的希腊雕塑残件……这些都同一时间展现在人们眼前。看得出，这个“虚拟博物馆”试图以尽可能丰富的馆藏和展示，来唤起人们对全世界被盗文物的情感。此外，国际刑警组织也是该网站的重要合作伙伴。网站展示的数百件文物的信息，都来自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如果有人了解“博物馆”中任意文物的去向，可以直接通过网站联系国际刑警组织，迅速提供线索。

实际上，为被盗文物建立虚拟数据库和“线上博物馆”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提到，从20世纪末开始，不少国际组织机构都建立了被盗文物数据库。其目的是提醒文物交易者保持警觉，不要触碰这些来源非法的文物，也让公众对被盗文物的状况有所了解。“既然这些文物是被盗的，就不应该再去购买，否则会面临被追索的风险。”王云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然，中国文博爱好者最关心的，还是这座“虚拟博物馆”中有哪些来自中国的文物，它们又有过哪些独特的经历。目前，在这个网站上展出的数百件文物中，一共有四件来自中国，是不同姿态的四尊青铜罗汉像，它们都是在1996年秋天发生的那起盗窃案中，从安徽寿县博物馆被盗走的。而随着“被盗文物虚拟博物馆”的上线，这起发生在近30年前的盗窃案细节，也再次出现在了公众眼前。

1996年11月的一天夜晚，安徽省寿县博物馆内存有的十五尊青铜罗汉像突然被盗走了七尊，其中两尊为国家二级文物，另外五尊为国家三级文物。截至2024年，失踪的七尊青铜罗汉像已经被追回三尊，剩余的四尊，正是如今在“被盗文物虚拟博物馆”所展示的四尊。

这样有些离奇的故事，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被盗文物虚拟博物馆”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件文物，每件背后都有这样曲折的身世。“虚拟博物馆”展现的正是对这些丢失文物的一篇篇情真意切的“寻人启事”。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莱(Audrey Azoulay)所言，联合国希望通过这座博物馆的建立，让这些文物重新回到聚光灯下，让社会公众恢复“接触、体验文化遗产，并在其中找到自身投射”的权利。

艰难的文物“回家”路

1988年11月，美国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会上突然出现了一件来自中国的顶级文物——来自湖北的战国青铜敦，几个月前，它刚刚在湖北秭归的屈原纪念馆被盗走。事件发生后，苏富比拍卖行表示，如果能提供这尊青铜敦属于中国的资料，他们会将其归还。此后，中国警方很快破获案件，将青铜敦从中国境内非法流出的证据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转交给美方，再通过外交途径递交给苏富比拍卖行。最终，在1989年5月，中美双方签署备忘录，促成了青铜敦的回归。

这尊战国青铜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通过外交途径追回的流失境外文物。而从“被盗文物虚拟博物馆”的建立，以及青铜敦回归的复杂程序，能够看出，被盗文物“回家”的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非法流失文物的回归，主要有捐赠、商业回购，以及按照国际公约、各国法律等方式协商解决这三大途径。比起前两个与市场相关的途径，依据法律和协商去解决问题，是最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和伦理道德原则的一种手段，但也是其中难度最大的一种。

造成这种难度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文物的盗窃和走私，有些发生在文物流失国的战争和社会动荡时期，对这些国家而言，当时无法有力地惩治盗窃活动，事后也很难通过外交手段将流失的文物要回。比如，中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战争时期，就一直有文物大规模流出的现象。人们所熟知的圆明园兽首、敦煌藏经洞文物等“国宝”，都是在这些时期流出的。东南亚的柬埔寨也发生过类似情况，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很多文化遗址遭到洗劫，大批文物被“中间商”“国际经销商”等卖到国外，至今有很多文物流失在外。

一旦在动乱年代中被掠走，文物的归家之路就变得异常艰难。因此，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的出现，才正式开启了追索海外文物的新阶段。“1970年公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清晰地规定了“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合作方法。公约中提到，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将非法流出的文物返还其合法的所有者，也必须用行政力量去促进文物的返还。此外，缔约国还有义务在本国法律之下受理与流失文物相关的诉讼。

中国在1989年就加入了这一公约，又在1997年加入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1995年公约”，并与多个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等文件。就这样，在法律、协商谈判等方法的共同作用之下，2000年之后，有多批被盗文物从国外回归中国。比如2011年从美国回归的唐贞顺皇后陵墓文物、2015年从法国回归的“大堡子山遗址流失金饰片”等，都是中国追索回流失文物的成功案例。

目前看来，国际公约只能为其生效后发生的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追索提供法律依据，对于更久远的事情则没有“溯及力”。举例而言，英国这样的文物市场大国，就是在2002年后才加入“1970年公约”的。假设中国想向英国追索其境内的非法中国文物，也只能追索2002年以后被盗或非法出境的那些。“如果我们和对方(被盗文物所在国家)都是公约缔约国，公约对对方也生效了，那我们是可以根据公约追索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公约生效之前，已经被盗的、被非法转移的文物，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国际法律依据去追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这样解释国际公约的局限性。

除此之外，“1970年公约”还有一些其他漏洞，比如，公约只能要求缔约国返还从公共机构内被偷盗的藏品，却没有规定其他来源的流失文物应该如何返还。另外，在全球范围内，“殖民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等丢失的文物实在太多，如果文物流失国一个个按程序追索，恐怕要追索到天荒地老，这也造成了全世界文物“回家”的障碍。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海外博物馆中收藏的，来自中国、埃及等国的文物，均高达数百万件。能够想象，即使有了公约的保护，文物流失国依旧要付出漫长的时间和极大的努力，促进文物早日“回家”。

如何促进文物“回家”

不过，近年来，中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更多的成果。2025年6月，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帛书——长沙“子弹库帛书”的第二卷、第三卷，在流落海外79年之后顺利回到中国。实际上，“子弹库帛书”是在1942年被盗墓贼挖走，又是在1946年被美国人柯强骗走带出中国的。这个时间并不属于“1970年公约”等国际法的管辖范畴，追索的难度可想而知。

“子弹库帛书”的成功回归，依靠的主要还是文物持有方的归还意愿、专家学者对文物状况的深入研究，以及相关各方的协调合作。2022年4月，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发布声明，宣布将“对非道德方式获取的馆藏文物实施道德性返还”。而这两卷被盗的“子弹库帛书”，恰巧就收藏在该学会旗下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内。此后，国家文物局启动了对“子弹库帛书”的追索工作，在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提交给史密森尼学会。此后，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也向中国移交了帛书第二卷、第三卷在美国流转的物证，最终促成了文物的回归。

“子弹库帛书”的回归，是文物追索的一个成功案例。实际上，在追索文物的问题上，依据法律，完善研究和证据链是重要的，出自双方的、带着善意的沟通也是重要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提到，目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说服文物占有国，激发他们的正义感、道德感或同情心，让他们主动配合返还，是比较现实、有效的一种沟通方式。

如美国的史密森尼学会那样，一些文物的“占有国”以及国内的学术机构、博物馆等，已经开始主动积极展示善意。他们会彻查国内的文物来源，或者宣布一些国家层面的返还计划。比如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宣布，将在五年内返还在殖民时代被法国占有的非洲文物。此外，德国的博物馆也非常重视文物的溯源工作。2021年底，曾有七家德国博物馆联合推出“追踪义和团文物”溯源项目，并与故宫博物院开展合作，帮助中国追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流失的文物。

除此之外，文物流失国自身的积极行动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积极的行动方。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与流失文物追索相关的“第八十一条”，其中第二款规定：国家对于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受时效限制。这为中国追索国际法管辖之外的非法流失文物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样在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发布了《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尝试探索解决文物返还问题的新方案。这些都是中国在法律层面对追索流失文物所做的探索。

除此之外，王云霞还提到，韩国作为文物流失国采取的一些办法，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这些年，韩国政府一直在组织力量对韩国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物来源进行甄别，并尽力追索因殖民统治或战争被掠夺的韩国文物。如果通过法律或者谈判协商的形式不能追索成功，他们也会选择替代性的方式，去保护本国流落在海外的文物。比如，他们会与文物所在国的博物馆合作，更好地修缮、展示韩国文物，并与对方共享文物数据化的成果。

法律与协商都不能解决的正义问题，在善意的期待之下，或许仍有解决的机会。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被盗文物虚拟博物馆”，也是一个善意的开始。或许某一天，在多年前那个秋夜里消失的“青铜罗汉”，可以从虚拟的网页中走出，回到属于它们的故乡，重新安详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参考资料：《打通流失文物“回家”之路》，《民主与法制周刊》，作者李天琪

《诸神回归：大都会博物馆归还的柬埔寨文物背后》，澎湃新闻，作者劳拉申

《全球视野下文物流失的历史追溯与现实回归》，作者沈辰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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